1954年，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瑟·刘易斯提出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假说：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相对农村农业部门的工资差，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逐渐减少，当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剩余到短缺的时刻，工业部门的继续扩张，必须承受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qfanw奇番小编欢迎大家分享本文，您的收藏是对我们的信任，奇番网谢谢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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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期
作者：南京大学耿强教授
本文原刊于2019年7月1日新华日报
刘易斯拐点(The Lewis turning point):中国经济的劳动力红利与工程师红利
与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阶段恰好与互联网技术革命、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叠加。工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伴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工程师人数的增长并带来相关信息产业的快速进步，这一技术驱动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劳动力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逐步向越南、柬埔寨等区域转移的同时，中国正依托全球数量优势明显、综合素质较高、成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群体，在新兴科技产业领域显现突出的国家竞争力。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4252万人，增至2017年的8705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934万人，而2015年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总量仅为2320万人。同期，自2013年研发人员总量超越美国始，中国研发人员总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达到621.4万人。从成果来看，根据专利合作协议(PCT)，2018年中美两国申请数量分别为中国（53,345件）和美国（56,142件），差距微弱，且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支撑中国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支撑，是90年末开始的高校扩招和中外高等教育规模结构的差异。2017年中国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人数分别为800万和60万，与此同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工科专业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均居世界首位，数倍于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理工学科背景的科技人力资源比例和规模持续上升
以工程师为主体的科技人才资源优势，赋予了中国企业更有竞争力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核心竞争力。在互联网和新技术革命时代，以研发能力为表征的工程师红利碰撞以零边际成本为表征的市场规模红利，催生模式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场景创新，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
本期作者：包涵、耿强
耿强的公众平台号
南京大学耿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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